要维持这种以投资为主导的信贷繁荣，中国手中可供动用的选项正在持续迅速缩窄。
当然，最能反映土地政府所有的，是国民购买的商品房只有70年的土地使用权，这表示国民只是政府土地的租客，并且很快就要征收房产税，这是双重付费。当然，对差额征收20%的所得税可以抑制增量的投资行为，并且起到关门打狗的作用。
与本届政府成立前，已经过大量破冰式改革以及加入世贸组织不同，即将成立的下一届政府不具有同样的幸运。三四线城市的住房严重过剩与一线城市房价泡沫化并存让调控更加棘手，在通胀或资产下行风险之间难以招架。通常情况下，如果一个人是1998年前参加体制内工作，那么他（她）至少会有新旧两套福利房，如果一个家庭有2名或以上在体制内工作，那意味着有更多的住房。毫无疑问，体制内人员轻松的拥有了这些资产，现在想要购房的普通人，可能辛苦一生都买不起，这种基于房产杠杆的马太效应成为中国两极化的重要原因，体制内的人员无疑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财富分配的最大赢家。在造新城的过程中，体制内各部门和机构争相建房的现象非常普遍，因为他们需要住房升级（至少不低于商品房水平的居住环境），也因为土地在城市化过程中容易分配。
但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些能让房价回归合理水平的措施，均会遭到政府官员的反对而无法实行，因为他们需要土地财政，因为他们拥有的住房最多，因为他们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房产之所以在分配过程中造成如此大的贫富差距，其杠杆是土地，土地成为中国财富的源泉。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表示，要抓紧研究制定具体政策，确保制度建设到位、政策落实到位，有效解决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另一方面对中小企业减税，通过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带动更多人就业，壮大中等收入群体。新京报：其中提到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依然较大，这个依然较大到底有多大？迟福林：现在基尼系数比较高，城市和农村收入差距都是在3倍以上。此外，适当提高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上交比例，十二五期间在现有比例上再提高5个百分点左右，新增部分的一定比例用于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中国必须根据目前发展情况，对税收有一个全面的、结构性的改革和调整。
收入分配到底如何改革，也成为两会代表委员最关注的话题之一。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近日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收入分配改革是个系统性、制度性问题。
如果在未来5年能将这一比例提高到25%左右，将会产生数万亿资金，大大弥补养老金的缺口。只有中等收入群体倍增了，居民收入倍增计划才有意义，才能使收入分配差距比较小，实现建立橄榄形社会的大目标。只有公开透明了，才可以使收入分配领域的基础制度有效运行。将这部分收益主要投入到民生领域，使城乡居民直接受益。
现在这个问题在于居民收入倍增有可能的情况下突出的矛盾在哪里？可能就是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偏低，目前中等收入群体只有23%左右，如果十年以后中等收入群体还是30%以下，即便倍增计划实现了，那还是收入分配差距比较大基础上的实现，这不应成为我们所希望看到的居民收入倍增的实现。新京报：这方面该做哪些努力？迟福林：我建议首先应尽快建立完善的基础数据信息体系，加快居民个人收入记录和统计，争取尽快覆盖所有的城乡居民。在国企内部，也提出要缩小内部分配差距，高管人员薪酬增幅应低于企业职工平均工资增幅。未来7年，尤其要有效控制财政收入过快增长，有效控制行政成本过快增加，使城乡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的比重明显提高。
应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新京报：今年你提出了一个有关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计划，为什么特别强调中等收入群体？迟福林：十八大报告提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新京报：国务院转发的这份文件中提到，隐性收入和非法收入问题比较突出。
导读：迟福林谈收入分配问题，称税收在整个收入分配中的调节作用越来越凸显。这三个问题有共识，高层看得很清楚，也很客观。
未来在收入分配问题上，要以公开透明为基本要求，进行各种制度建设毫无疑问是一个大趋势。我认为，这对问题的估计还是比较清醒的，应该算是很客观的把握。要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是建立基础制度，而收入分配的基础制度缺失是一个现实。毫无疑问，收入分配越公开，越透明，对改革越有利。第三，由于制度的缺失，使得收入分配秩序在某些方面还比较混乱。新京报：户籍制度的影响主要是哪些方面？迟福林：户籍制度的问题关乎着大家能不能公平享受基本公共服务
逐步改革乃至废除户籍制度，至少能够快速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将会为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增加潜在风险。
同时，政府也应鼓励各种体制的企业根据市场运营，更加依靠社会自身的活力和创造力。动员更多社会组织参与到生态环境的保护中，才可能实现环境改善。
这将是过渡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核心。各国的经济实践表明，垄断和寡头政策很少能激发创新和提升效率。
我希望未来5年，中国能有这些方面的成功的改革。来源:人民日报，作者：周科竞 进入专题： 结构性改革 。若不成功开展，中国或将为此付出高昂代价。如今，中国民众受教育程度更高，所获信息量也更大。
改革的目标为，调整经济结构、提高效率和科技创新能力、减缓甚至逆转环境污染、减少腐败，以及有效处理突出的社会矛盾。政府通常限制自身在制定法律法规、货币及财政政策、行业政策中的角色。
中国领导人和民众在面临挑战时做出清晰判断，并采取必要应对措施的能力已被外界公认。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环境治理，能够离开非政府绿色组织的参与。
很显然，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且经历着最快速变化的国家，没有一种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简单良方。在中央和地方层面，政府都不应该介入企业的运行和业务发展。
法律法规还能限制官员的特权，减少腐败，从而增强政府的公信力。上述几条建议的根本在于，政府可以制定和实施法规法令，提供多元化的社会支持，制定整体的优先政策，在出现市场危机和自然灾害时及时介入。这样的转变，有利于促使中国经济向富有活力、高效、高质量以及减少腐败的方向过渡。尤其是，企业应该受到法律体系的充分保护。
以下这些方面的改革，是我个人认为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会被证明为最重要的。现代经济体中，政府通常不干涉和参与任何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
让社会力量发挥更大作用。时下的中国，户籍制度阻碍了人们更加自由的流动，成为社会成员和城乡之间不平等的重要根源。
许多专家认为，在今后发展中，中国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必须包括多方面的结构性改革。中国理所应当地掌握着自身的发展道路，会提出有中国特色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